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6月4日，湖北一名妇产科主治医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实际工作中，医生无论是否向患者另一半告知婚检结果，最终往往会面临辞职或停职的处境。这名妇产科医生在社交平台写道：“两个月前一位女性婚检有艾滋病，首诊医生上报疾控中心，疾控中心将结果告诉这名女性，女方称不能告诉她对象。结果前段时间，男方得了艾滋病，直接去卫健委告那名首诊医生，医生被停职待业。一年前，又有一位婚检女性检测出艾滋病，医生上报疾控中心并主动告知她对象，结果双方未结婚，女方持续投诉，医生被停职三个月，之后辞职。”虽然目前该名医生已删除相关帖子，但该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引发了对婚检制度、医师告知义务边界及重大传染病防控责任体系的讨论。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把对患者的隐私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以艾滋病防治为例，《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不得公开艾滋病感染者相关信息。这项规定的初衷是为了打造反歧视屏障，守护患者的基本人格尊严。然而，当这一法律条款应用到婚检场景时，却意外引发了隐私权与生命健康权的争论。当婚检筛查出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时，医生若严格遵循保密规定，就必须对另一方的健康风险保持沉默；但从医者仁心与职业伦理出发，又难以对潜在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坐视不理。
从更深层次上看，这实际上是个体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要求“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但法律的空白在于，未明确赋予婚检机构或医生代为告知的法定职责。一旦感染者刻意隐瞒病情，医生若擅自披露信息，反而可能因涉嫌侵犯隐私权而承担法律责任。可一旦疾病传播，对配偶及其家庭造成的身心伤害将难以估量。
为了打破这种困局，国内一些地方已开始积极探索应对机制。云南省以地方立法形式，突破性赋予医生向艾滋病患者配偶主动告知的权限；广西壮族自治区则将“告知”职责赋予当地疾控部门。这些地方实践从伦理到法理层面都具备充分正当性：当个人隐私可能演变为他人健康的“定时炸弹”时，出于公共利益考量，隐私边界应该有所让步。从法学理论角度来看，隐私权并非绝对权利，在涉及公共安全的特殊情形下，理应接受必要的法律限制。在婚检场景中，信息的告知对象仅限于特定的婚姻关系人，传播范围是可控的，对感染者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主要集中在亲密关系领域，并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歧视。
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制度性难题呢？还是要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首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司法解释，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细化裁判标准。其次，推动全国性法规的适应性修订。鉴于法律修订的复杂性，可优先启动《艾滋病防治条例》的修订工作，借鉴地方实践经验，增设疾控机构在婚检环节的告知义务条款，并严格限定告知对象为配偶或固定性伴侣，确保信息披露既实现风险防控，又最大限度保护个人隐私。
婚检不是爱情的“试金石”，而是健康的“防火墙”。它不仅是对自己、对爱人负责，更是对未来家庭和后代的一种担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隐私权成为健康权的阻碍，而应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实现两者的平衡。只有这样，婚检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每个人在步入婚姻殿堂前，都能清楚知晓对方的健康状况，从而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抉择。毕竟，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刘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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