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在华南的革命活动屡屡遇阻，这逐渐引起了部分会员的不满与焦虑，为了解决这一情况，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革命进程。湖北地区的一些革命团体，例如文学社与共进会，意识到了新军的潜力，并开始聚集起相当可观的革命力量，以期通过实力对抗清政府。进入1911年，清朝政府实施了一项名为“铁路国有政策”的改革，表面上看是将铁路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却是在以“国有”的幌子出卖铁路利益给外国列强。这一政策严重侵犯了省内人民以及当地绅商和立宪派的合法经济利益，最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反响。
四川人民对此政策采取了强烈抵制，与此同时，保路运动应运而生。1911年6月，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参与人数高达十万，其声势可见一斑。随着运动的蔓延，到了9月，全省范围内的抗粮抗捐斗争也随之而起，数万市民走上街头，向地方督抚提出抗议请愿。然而，四川总督赵尔丰对于手无寸铁的平民采取了暴力镇压，直接向抗议人群开火，造成了30多人当场遇害的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这一事件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愤怒，立即引发了全省范围的武装反抗。清廷为此派遣端方从湖北调兵前往镇压，但这时湖北的武昌起义的枪声已然打响。 原本湖北革命党人计划在农历八月十五（即10月6日）发动起义，但因准备不足而被迫推迟。到了10月9日，孙武在汉口的俄租界进行炸弹制造时不慎发生爆炸，导致武昌起义的秘密机关受到重创，湖广总督随即对武昌全城实施戒严，局势变得极为紧张。革命党人意识到形势危急，决定立刻以行动做出反应。 在10月10日的夜晚，新军工程第八营中的革命党人首先进行了起义，打死了一名试图镇压的反革命军官，接着几十名士兵冲向楚望台军械库，试图夺取弹药。闻讯而动的守卫军中不少是革命的士兵，他们迅速响应，成功占领楚望台的军械库。随后，更多的部队，包括步兵、炮兵各营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等，纷纷加入起义，共同聚集于楚望台，经过临时投票，决定由曾任日知会会员的队长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革命士兵们以异常的勇气投入战斗，直至天亮，最终夺取了总督衙门和藩库等重要机构，湖广总督则仓惶逃往停靠于长江的兵舰上。在短短的一夜之间，起义军成功掌控了武昌城，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义胜利。 紧随其后，11日晚和12日晨，驻扎在汉阳和汉口的新军也纷纷响应，先后发起了起义，武昌的三镇完全落入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中。然而，尽管武昌起义的成功来得迅猛和震撼，孙中山当时远在海外，而黄兴与同盟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则分别滞留在香港、上海等地，短时间内无法赶往武汉。此外，直接参与起义的领导者中，有的未能留在武汉，有的在战斗中受伤，还有的甚至牺牲。起义的发起者并未充分认识到掌握政权的重要性，他们错误地认为应该由社会上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来组织政府，最终决定推举新军第21混成协的统领黎元洪为鄂军都督，并发表宣言，正式将国号改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进行配合起义。 发布于：天津市天创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